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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詳細資料

在10世紀前半期，由於朝廷缺乏足夠的實力來執行政策，君主即使敬重文臣，也很難擴張文臣的影響力。就像在前面章節提到的，後晉皇帝石敬瑭雖然敬重馮道、桑維翰等文臣，但他不能有效進行文治改革。不過，自北周時代開始，文臣的力量便隨著中央權威的提升而擴展。由於得到皇帝越來越多的敬意與信任，文臣在決策過程中的涉入也日益加深，他們得以更堅定地說服皇帝聽從他們的意見。馮道在顯德元年（954）與後周世宗爭論其親征劉崇的計劃時，所採取的批判論調，便是一個例子。世宗宣稱：「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馮道則應道：「陛下未可便學太宗。」世宗又回說：「劉崇烏合之眾，茍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馮道則語帶挖苦地回答：「不知陛下作得山否？」作為一個歷仕四朝、經驗豐富的高級官員，馮道從來不曾以如此尖銳的口吻來勸誡君王。馮道展現的前所未有的氣魄，部分反映出後周皇帝給予文臣較多尊敬與容忍的事實。 ... 另一個反映文臣力量擴展的現象，是文人精英設法阻止武臣擔任需要文學才能的職位。顯德六年（959），當世宗拔擢具有胥吏背景的武官魏仁浦（911～969）出任宰相時，文官因為魏仁浦缺少進士科名而加以反對。儘管他們的反對無效，此事仍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這是文臣集團自裴樞於唐天祐二年（905）被朱溫處死後，首次敢反對武臣出任高階文職。隨著文臣勢力的擴展，對某些官員而言，文職也較過去更值得珍惜。例如，魏丕(919～999)在柴榮鎮守澶州時擔任司法參軍，他在處理司法案件時審慎明察，受到柴榮的讚許。柴榮即位為帝後，改派魏丕擔任武官，但魏丕不願接受，「自陳本以儒進，願受本資官」，柴榮則以「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際，藉卿幹事，勿固辭也」拒絕此一要求。魏丕的態度說明了，即使在後周時代，軍事仍為國家發展的首要考量，但對儒者出身的官員而言，文職實有其吸引力。 ... 儘管後周皇帝提升了文臣的權勢與地位，文武勢力間的許多重要變化仍要到趙匡胤即位後才出現。趙匡胤對文臣的態度與後周皇帝不盡相同。儘管柴榮想要重建一個官僚政府，他對文人精英的信任仍有所保留。柴榮倚重李穀、王樸等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文官身份，而是因為信任其所具有的才能。當這些官僚沒能達到柴榮的預期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重新任命武人取而代之。柴榮在討伐南唐時，將李穀的軍事統帥任務移交給老將李重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柴榮對於官員的出身背景毫不在意，也展現在他提拔魏仁浦出任宰相一事上。當文官們爭辯缺乏科第的魏仁浦沒有資格當宰相之時，柴榮堅持此一任命，回應道：「顧才如何耳。」也就是說，他看重的是魏仁浦的才能，出身進士與否並不重要。 ... 不同於柴榮，趙匡胤傾向於將手下官員截然劃分成兩類：文官與武官。趙匡胤將文臣視為一個獨立群體，認為他們比武臣更有處理政治議題的能力與資格。一方面，趙匡胤堅定地相信讀書能使人具有政治實用性，他在擔任武將時曾對後周世宗說：「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由此可見，在取得帝位之前，趙匡胤已認為知識素養對於任何官員都十分重要，武臣若欠缺知識，則將無法以正確的方式統御百姓。他成為皇帝後，對文人顧問這麼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此外，趙匡胤手下博學的文臣更讓他了解到學術的價值與重要性，促使他宣告：「宰相須用讀書人。」 另一方面，趙匡胤認為讀書人沒有太多政治野心，即便偶爾會出現貪腐的行為，也不至於像武人那樣造成嚴重的混亂。宰相趙普曾對趙匡胤論及後晉宰相桑維翰的貪財行徑，匡胤回應道：「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認為像桑維翰這類的文人眼光短淺，即使貪圖財物也很容易被滿足。這也顯示趙匡胤相信，將權力交付給文人要比倚重武人更為安全。產生此種信念的原因不難理解，五代時期沒有一場政變將文臣送上皇位。正因如此，趙匡胤曾公開宣告自己對文臣的偏愛：「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如前章所言，貪婪暴虐的武人節度使造成的後遺癥，成為五代的既定印象。受到這個負面看法的影響，趙匡胤相信，若要建立政治穩定以及朝廷與地方間的新關係，必須以文臣取代武人在地方上的權位和職掌。 ... 由於兩位後周皇帝的努力，宋太祖所繼承的中央政府已由文臣掌控。為了抑制武人權力，太祖進一步分割了中書與樞密院的職權：前者主掌民政而後者負責軍政，這兩個機構通常被稱為「二府」，此一稱呼顯示了政治權力的分割。中書的最高職位宰相，逐漸成為文官的專利。對於武將和出身吏職的官員，樞密使是他們所能獲得的最高職位。由於樞密使的職任範圍現已縮小至軍事議題，武人介入行政事務的可能性也因而驟減。 宋太祖改革的主要目標，在於繼續削弱武官對地方政府的控制，特別是那些任職於北方的節度使。他們之中有部分自後漢或後周時期便出任節度使之職，有些則是在太祖統治初期被委派，以補償他們自願從朝廷或禁軍要職引退。為了避免引發一連串的人事異動，太祖並沒有大規模裁撤這些節度使，而是採取漸進式的方式，奪取他們的權力。在心腹文官趙普（922～992）的建議下，太祖剝奪了地方自治的關鍵要素：節度使的軍權及財權。太祖下令各地節度使將他們最勇敢強健的士兵遷調至禁軍，此舉讓地方軍在質與量上都產生了衰退。在財政事務方面，朝廷指派文臣至節度使區擔任轉運使。除了地方行政上的日常開銷，太祖要求所有的地方收入皆應運往朝廷。節度使與刺史因而不再擁有龐大盈餘供應他們自己的花費。在限制了他們的權力之後，太祖逐步地減少了節度使的數量。當節度使過世或卸任，朝廷往往不再指派繼任者，而讓這個職位就此消失。節度使權力的急劇衰微，在護國節度使郭從義（908～971）的抱怨中表露無遺。自後漢時代便擔任節度使的郭從義，有感於入宋後自身權勢的衰微，在乾德二年（964）對下屬說：「從義齷齪藩臣，摧頹如是，當為英雄所笑矣。」 過去權勢顯赫的節度使，到了北宋成為「齷齪藩臣」，可見宋太祖對於地方官權力的削弱。 ... 至於各州刺史的權力，太祖也採取兩個辦法加以削弱。一方面，當一位刺史過世或奉命執行其他工作時，太祖會委派一位帶有「知州」職銜的文臣去處理該州的行政事務。太祖對於這些新派任的地方長官十分信任，例如，開寶七年（974）太祖將德州刺史郭貴調任為權知邢州，而指派文臣梁夢昇作為德州「知州」。梁夢昇到任後，開始禁止郭貴的族人、侍從的各項非法行為。為了報復梁夢昇，郭貴向武將史珪（926～986）求助，當時史珪任職禁軍，受太祖的倚重以打探宮外之事。史珪因而向太祖報告：「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只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史珪的詆毀卻引來太祖的反駁：「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隨後太祖下令宰相將梁夢昇的官位擢升為左贊善大夫，並繼續在德州任職。太祖不經調查即讚賞梁夢昇的作為，反映了他正仰賴文臣削弱武官在地方行政上的影響力。 另一個削弱刺史權力的做法是指派朝臣擔任各州「通判」，亦即州級行政工作的監督者。乾德四年（966），朝廷下令各州長官的命令必須經過通判的簽署才能生效。在通判的制衡下，刺史不再能夠獨斷專行。不過，儘管太祖利用上述方法來削弱武官在地方上的權力，但在推動上採行溫和漸進的方式，使得這整個過程不可能在其任內完成。當太祖過世時，仍有一批資深將領繼續擔任節度使，管轄二至五州不等的區域。許多州府，尤其是沿邊各地，仍由武人刺史統轄。要完全限制武人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擴張文臣勢力，有待太祖的繼任者。 ... 太祖於開寶九年（976）駕崩後，他的弟弟趙光義（939～997）繼承其位，成為後來的太宗皇帝（976～997年在位）。太宗曾任職於後周軍隊，並在太祖篡位一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太祖即位的一年後，光義被提拔為開封府尹，且越來越深入地參與了朝廷的決策。開寶六年（973）被封為晉王之後，趙光義成了朝廷中最具影響力的官員。得益於深厚的權力基礎，太宗得以在其兄突然過世時，宣告自己繼承皇位，即便太祖從來沒有正式將他指定為繼承人。 如他的兄長一樣，太宗相信書本知識能夠在政治上發揮重要的作用。他曾經對官員說：「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茍無書籍，何以取法？」相信讀書對於國家統治具有實用性，太宗不僅將閱讀當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鼓勵臣下們效法。在太宗心中，搜集圖書是建立理想政府的第一步。因此他不斷通過賞賜錢財或官銜鼓勵百姓獻書給朝廷。當國家的圖書館累積了龐大數量的書籍時，太宗便下令對其中的大部分書籍進行校勘與出版。太宗對學術的推動具有很務實的目的：讓他與臣子掌握蘊藏在書籍中的統治原理。太宗既堅信文學素養在政治上的實用性，乃援引更多文人進入政府服務。 促使太宗重視文治與文臣的另一因素，則是他充滿爭議性的即位。身為皇弟，他違反了父死子繼的皇位繼承傳統。更重要的是，太祖從來不曾正式指定繼承人，是以太宗缺乏可信的說辭去正當化他不尋常的即位。因此，他與太祖舊臣之間有某種緊張關係，促使太宗焦慮地鞏固皇帝權威。延續了太祖擴張中央權威及削弱地方勢力的政策，太宗進一步削弱武人出身節度使的權力。太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將七位武人節度使免職，且只授予他們高階官銜，而無任何具有實權的職位。對於懸缺的節度使，太宗不再指派繼任者，讓節度使的數量進一步大幅縮減。太平興國二年（977）八月，朝廷下令僅存的節度使只能統轄本州，而將其他的屬州納入朝廷的直接管轄範圍。因此，儘管還有一些節度使存在，他們的影響力已等同一個州的知州，還要接受轉運使的監督。武人刺史的影響力也大幅減弱，因為太宗持續派遣朝廷官員出任「知州」，以取代他們的權力。即使是邊區刺史也有部分由文官出任。 例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太宗指派了八位文人官僚出任北部邊境沿邊的「知州」。 ... 另外，太宗傾向倚重與自己有私人聯結的官員掌管政府。在他以晉王身份出掌開封府時，延聘了許多文人與武官作為其幕僚。即位之後，這些潛邸舊人陸續被拔擢擔任重要的職位。 不過，這些過去的僚屬在人數上仍然有限，要想擁有足夠且堪信賴的官僚，勢必要廣納賢才，而太宗選擇的取才管道是科舉制度。自8世紀開始，科舉就被認為是讀書人晉身仕途的重要途徑。具有進士科第的文臣享有較好的升遷機會及社會地位。及至9世紀，進士出身者已在高層文官中占有多數。由於許多唐代官僚仍在10世紀前半葉的北方王朝中任職，進士出身者仍在文官里保有特殊的地位。正因如此，這些官員喜歡在各種公共場合炫耀他們進士及第的身份，在後唐曾居相位的李琪（871～930）就是一個例子。他在晉升成為高官後，常於座位旁放置一個刻有金字的牙版，上面寫著：「前鄉貢進士李琪。」 由於地位特殊，進士出身的官員形成了具有獨特倫理的集團。比如說，進士會視錄取自己的考官為「座主」，而以「門生」自稱。即使某位「門生」日後獲得比「座主」更高的官位，但他的「門生」身份並未改變，仍須視昔日的「座主」為師長。因此，科舉中第者的私人倫理，可能會超越既有政治的上下階級之分，這反映出他們建基於科舉制度上的強烈集體意識。因此，科舉制度不僅延攬了擅長文藝之士進入官僚體系，同時賦予了部分文臣一個形成自我群體認同的符號。 ... 宋太祖清楚地了解到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也傾向以此強化皇帝的權威。他下令禁止科舉及第者以考官的門生自稱，並從開寶六年開始親自在宮廷測驗考生，決定最後錄取的名單，形成皇帝主持「殿試」的傳統。通過這兩項措施，皇帝自己成為所有中舉者的「座主」。皇帝與科舉及第者的師生關係，使得當時稱中舉者為「天子門生」。因此，通過科舉制度，皇帝創造了與新進官僚的私人聯結。對於太宗而言，這套系統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既延攬善文之士進入政府，同時又和他們建立私人情誼。 太宗即位後的三個月，親自主持科舉考試，總共錄取了五百多名考生。如此大規模地授予科舉功名是前所未見的，而且太宗立即授予及第者官職。讓數量龐大的文士通過科舉，且立即擔任官職，成為太宗文治政策的一項特色。在他統治的二十一年裡，太宗總共錄取了5802名考生，其中包括1478名進士。進士科考試名列前茅者尤其受到重用，部分官員在取得進士功名的十餘年後，便位居參知政事或者樞密副使。在皇帝的支持下，擁有科舉功名者，與太宗之前的幕府成員，在端拱元年（988）之後掌控了中央政府。這個事實顯示參與科舉考試是爭取政治權力與地位最快速且有效的途徑。想要獲取官職的人也因而傾向放棄了其他途徑，例如從軍或成為吏員，而專心準備科舉。省試的應舉考生因而在太宗朝大幅增加。太平興國二年，五千三百多名考生參與太宗首次舉行的省試，到了雍熙二年（985）參加省試的人數增加到一萬多人。 在此情況下，文藝素養再次成為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 由於對政事的旺盛精力與熱情，太宗成為一名極度勤勉、想要親自掌握所有行政事務的皇帝，他無所不在的權威成為統治時期的一項特徵。、此情形下，在皇帝身邊的官員們變得很有政治影響力。太宗不僅資助學術研究，他自己也投身其中。在政治事務之外，太宗喜歡集合高層文官一同討論讀書心得，並從事諸如作詩或書法等文藝活動。太宗經常贈予文臣他的詩作與書法，以展現自己與他們的親密聯結。這些文化活動不僅提升了能文之士的地位，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說，當皇帝與他的文臣們討論歷史時，統治原則經常成為他們的主題。文人官僚能借著這些機會，說服皇帝相信他們立基於儒家學說的政治理論：強調文治及民生的重要性。由於皇帝對民政事務越加留心，文臣的影響力也很自然地趕上了他們的武人同僚。 太宗與文臣的緊密關係，導致武官被疏遠。尤有甚者，太宗在他的武人臣僚面前，從不諱言他對文學素養的喜愛，因為他相信即便是一名很好的軍事統帥，也需要讀書。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在任命潛邸舊人王顯擔任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時，特別對他說：「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特別賜予王顯《軍戒》三篇，要他熟讀。這顯示太宗既想重用王顯出掌要職，又擔心他的軍人背景使他缺乏足夠的學識，乃囑咐他讀書。到了淳化三年（992），太宗召集禁軍的高階將領至秘閣飲宴、觀書，因他想要讓「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在此情勢下，武人逐漸意識到，具備軍事才能的價值與武官的政治地位都趨向衰落，因而有所不平。武將曹翰（924～992）在寫給太宗的詩中，正體現此種感受。某次太宗在宮廷中宴請群臣，卻只要求文臣賦詩慶賀。曹翰告訴皇帝，自己幼年時也曾學詩，太宗笑而答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為韻。」曹翰援筆即書：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睹盤花舊戰袍。 ... 曹翰在詩中抱怨，當年習武從軍，所建立的功業使自己廁身名人之列。現在自己的臂力仍足以拉開硬弓，眼力尚可以辨視陣雲，卻是無事可做，只能在秋風拂過庭院時遙想過往榮光，而不敢面對早已高高掛起的舊戰袍。對於武將而言，寫詩向來不是他們展示自我能力的方式，現在卻必須藉此在皇帝面前表達心聲。在新的大環境裡，武人的黃金時期早已成為過去，而必須面臨被儒學、文藝同化的壓力。 諷刺的是，儘管曹翰對自己晚年的遭遇頗感不平，但當他在淳化五年（992）過世時，文臣王禹偁私下寫了一首詩，批判曹翰一生的作為以及朝廷給予他的各種禮遇。在詩中，王禹偁宣稱曹翰出身微賤，只是靠著攀附後周世宗而得以執掌兵權。曹翰在作戰時貪財好殺，犯下諸多罪行，卻享受富貴榮華直到老死，朝廷並給予各種死後的哀榮。王禹偁感嘆，相對於曹翰，儒者得到的待遇與俸祿都顯得微薄。由此可見，儘管在北宋初年，武人的權勢與待遇已大如前，但仍然擁有足以讓文臣欽羨的名利。王禹偁對曹翰的批判，反映了北宋初期武臣仍有其影響力與一定的政治地位的事實。

文章來源取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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